1976年9月一场绵绵细雨里，刘英站在长安街上目送灵车缓缓而过，心中惦念的并非当时的吊唁场面，而是怎样把丈夫张闻天的骨灰送回他们熟悉的北京。早在文革后期，夫妻二人被安排离开首都，下放到广东肇庆。南方的潮湿与北方迥异，蚊虫与闷热如影随形，但刘英把丈夫几十年积存的手稿小心藏于一只木箱，视若珍宝，不愿丢弃。

1974年冬天，战友王震到肇庆探访，临别时叮嘱她把稿件带回北京。她于是第一次向中央申请落户回京并将稿件迁回。但申请被中央办公厅以“不宜”为由搁置。时任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对老干部回京的安排、警卫和待遇握有决定权，他对于刘英的请求一直态度冷淡，私下也多次婉拒，称“条件尚未成熟”，使得她的愿望一再受阻。

1975年8月，张闻天因病转到无锡疗养。疗养条件有限，病情加重，临终前他还反复叮嘱妻子要把文章带回北京，骨灰也要迁回家乡。刘英再三递交申请，1976年初的回函仍是“暂缓”。张闻天随后病逝，骨灰暂寄无锡殡仪馆，追悼从简，只有数位老战友出席。毛泽东去世次日，刘英才获准来京参加吊唁，但她替丈夫未能见到主席遗容感到遗憾。守灵后她再次请求迁居与迁葬，申请仍需中央办公厅审核，依旧未见进展。

1977年夏日，组织部门曾到她住处表示会“尽快解决实际困难”，但并无实质动作。刘英把信件抄报给王震与陈云，陈云批示“妥为研究”，情况虽有转机，但仍未落实。直到叶剑英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要再拖延老同志后事，事情才被推动。此后追悼规格提高，悼念活动有邓小平等人列席，悼词由胡乔木、邓力群联署，安葬安排才最终落实。

1978年11月，张闻天的骨灰在京西八宝山安放。入土那日，刘英并未痛哭，只握着常用的竹扇，神情平静。她将那只装稿的木箱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，胡乔木翻阅后称这些文字将让世人重新认识张闻天。在王震、陈云等人的支持下，社科院成立整理小组，历经多年汇编出四卷《张闻天文集》，收录其大量文章。

刘英多年坚持不仅源于夫妻深情，也出于对历史公正的执着。她在晚年回忆中写道，人们常以“形势需谨慎”相驳，但她只是希望把丈夫带回家。对汪东兴多次不同意的做法，她虽平静言说，言语间却流露出怨意：政治考量或许可理解，但对一个临终之人的简单请求屡屡推却，给她带来的是寒意与无奈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中央逐步健全了对老干部的安置、医疗与文献整理等制度，类似的个案得到制度性的处理。张闻天和刘英这段经历因此成为一段历史过渡期的注脚：个人命运常被时代裹挟，而最终仍需靠制度来补偿。如今《张闻天文集》在国家图书馆常被借阅，八宝山青松下那块刻着“马克思主义忠诚战士”的墓碑静立不语。刘英在手稿扉页留下的一句话仍在提醒后人：历史自有公论，时间终会给出答案。